白癜风的偏方 http://m.39.net/pf/a_5066150.html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是叙事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对重要范畴。有学者指出：“民间叙事的叙述者是广大民众，基本上用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；文人叙事的叙述者是各类知识分子，其传播方式主要是书面的、文字的传播。”[1]
连环画《李娃传》
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：“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中的‘文人’和‘民间’不是指实际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，而是指虚拟的叙事主体和接受主体……作为虚拟的主体，其突出的是文化上的功能和意义。这组概念，更多地应理解为偏正短语，即为文人传统(方式）的叙事和民间传统(方式）的叙事。”[1]
笔者大致认同上述意见，但认为除了从叙事主体（何人叙事）和文本受众（为谁叙事）之外，还可从叙事内容（叙述何事）、叙事话语（用何叙事）、叙事行为（如何叙事）等维度综合考察叙事文本，判断其审美属性的主要倾向是文人意味还是民间意味，最终确定其是文人叙事还是民间叙事。
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之间并非壁垒森严，两者其实是相互渗透、相互转化、互动共生的，学界对此论题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充分[2]，但仍有深化拓展之余地，如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回环转化的具体路径，以及对小说雅俗格局的具体影响，皆可进一步探讨。理论探讨应有样本考察的支撑。
从市井说话《一枝花话》到文人传奇《李娃传》，再到话本《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》，再到拟话本《李亚仙记》，李娃故事的小说文本形态丰富，嬗变历程清晰，可以作为探讨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回环转化的典型例证。[3]
一、民间叙事化为文人叙事：从《一枝花话》到《李娃传》
白行简《李娃传》是唐传奇的名篇，汤显祖评其“描画淋漓，有史迁之遗意”[2]，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赞其“近情而耸听，故缠绵可观”[3]。
北新书局年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
《李娃传》应该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年间。《李娃传》开篇曰：“汧国夫人李娃，长安之倡女也。节行*奇，有足称者，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。”篇末曰：“贞元中，予与陇西公佐，话妇人操烈之品格，因遂述汧国之事。公佐拊掌竦听，命予为传。乃握管濡翰，疏而存之。时乙亥岁秋八月，太原白行简云。”[4]
学者从白行简“监察御史”的授职时间、与陇西李公佐的交游经历以及白氏的生平履历等多方面进行考证，指出该文成于“贞元乙亥”的可能性较小，并提出了“贞元乙酉说”“元和己丑说”“元和十年至长庆初五六年间说”“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间说”“元和己亥说”等观点[4]，其中“元和己亥说”（即撰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）目前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大致认同。[5]
白行简于元和年间创作《李娃传》，与民间说话《一枝花话》有密切联系。元稹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有句云：“翰墨题名尽，光阴听话移。”自注：“乐天每与予游从，无不书名屋壁，又尝于新昌宅说《一枝花话》，自寅至巳，犹未毕词也。”[5]
因为《元氏长庆集》原帙散佚，今本乃宋人重新辑录，元稹自注当有阙文。宋人曾慥于高宗绍兴年间摘录说部群书编成《类说》，其中摘录晚唐陈翰所编《异闻集》中的25篇传奇，包括白行简《汧国夫人传》（即《李娃传》）。
《类说》
《类说》编成于绍兴六年（年），初刊于绍兴十年（年），重刊于宝庆二年（年），现存版本有宝庆二年重刊本的明抄本，另外还有晚明天启年间刻本等。《类说》明抄本卷二六在摘录《汧国夫人传》后有注语云：“旧名《一枝花》。”[6]《类说》晚明刻本卷二八在摘录《汧国夫人传》后有注语云：“旧名《一枝花》，本说一枝花自演。”[7]
《类说》明抄本所引元稹自注与通行本《元氏长庆集》中的元稹自注颇有差异。明代陈耀文撰《天中记》卷二〇引《异闻集》云：“元稹《酬白乐天代书一百韵》云：‘翰墨题名画，光阴听话移。’注云：‘乐天每与予从游，常题名于屋壁。顾复本说《一枝花》，自寅至巳。’”[8]
元稹诗中的“光阴听话移”，以及自注中提及的“说《一枝花话》”（通行本《元氏长庆集》），“复本说《一枝花》”（《类说》明抄本），“顾复本说《一枝花》”（《天中记》引《异闻集》），都明确指出元稹、白居易曾于新昌宅听艺人说《一枝花》，当然此艺人是否名“顾复本”或者“复本”，尚难遽断。那么元稹诗及注中提及的新昌宅“听话”是在何时呢？
综合学界有关白居易年谱和元稹年谱的研究资料，可以基本确定白居易居于长安新昌里应在贞元二十年至元和五年间（—），而元和三年（）白行简授官秘书省校书郎，亦居于长安新昌里。质言之，当元稹、白居易在新昌里欣赏“说话”《一枝花》时，白行简也可能参与其中，耳闻目睹了说话艺人的表演。
白行简欣赏《一枝花》在元和初年，而创作《李娃传》在元和末年，简言之，“听话”在前、创作在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两者之间颇有渊源关系。
《张*烺文史论集》
上引《类说》明抄本卷二六在摘录《汧国夫人传》后有注语“旧名《一枝花》”云云，根据张*烺先生的考证，这些注语“当是陈翰《异闻集》原有之按语，曾慥为《类说》既删节《汧国夫人传》正文，亦删节陈翰附注之按语，故文字艰涩不甚明瞭”。[9]
李剑国先生则认为“旧名《一枝花》”的注语并非陈翰所为，而是曾慥所为，又指出“一枝花”并非李娃。[6]
李先生的质疑有一定道理，但即使按其“旧名《一枝花》”之注语乃宋代曾慥所为的说法，曾慥也应该是意识到《李娃传》与《一枝花话》有传承关系，然后才会有此注语。而如果按照张*烺先生“旧名《一枝花》”之注语乃晚唐陈翰所为的说法，则早在晚唐即有人意识到《李娃传》与《一枝花话》的渊源关系。
当然，李先生关于“一枝花”非李娃的考辨也提醒我们，《一枝花》话的主角（一枝花）与《李娃传》的主角（李娃）并非一人，但这并不妨碍白行简移花接木，改头换面，将一枝花的奇特经历嫁接到李娃身上，将民间说话的故事框架移植到传奇中去。
清刻本《李娃传》
另外颇可注意的是，《李娃传》长达三千五百余字，属于唐传奇中的长篇巨制，可能也与《一枝花话》本来就内容丰富、耗时较长颇有关系。通行本《白氏长庆集》中元稹自注云“自寅至巳，犹未毕词”，从寅时到巳时，有四个时辰，居然还未“毕词”，可见该“话”之长。正因为依托的民间文本（口头文本）本来就时间长、容量大、内容丰，白行简改编而成的传奇文本（书面文本）才会那么曼长丰盈。
实际上，学界现在一般都认为《李娃传》系据民间所传《一枝花话》写成，[7]更有学者进一步对白行简的创作动机进行了探究。卞孝萱先生《〈李娃传〉新探》指出《李娃传》乃是对《一枝花》话的加工改写，又指出改写目的在于讽刺名教之虚伪。[10]
卞先生的分析，洞若观火，可以采信。据此，则白行简将民间文本《一枝花话》改写成传奇《李娃传》时，已经改变了文本的主旨，将民间叙事的“美”变成了文人叙事的“刺”。
二、文人叙事复化为民间叙事：从《李娃传》到《郑元和记》
（一）李郑名氏的出现与情节的微调
《李娃传》在宋代被多种类书、选集节录，郑生与李娃的故事也被多种典籍提及。宋初陶穀《清异录·人事门》“郑世尊条”提及郑生“以李娃故，行乞安邑，几为馁*”之事，尚未提及郑生之名、字。[11]
北宋前期张君房编《丽情集》，采入《李娃传》，改名为《遗策郎》，惜乎该书已佚，今仅存片段。
朱胜非《绀珠集》卷一一节存《丽情集》之《遗策郎》云：“郑生过李妓宅，见娃徘徊不能去。诈遗策以驻马，后访之，婢呼曰：‘前遗策郎来也。’”[12]也未出现郑生之名、字。
《绀珠集》
成书于绍兴初年的庄绰《鸡肋编》卷下云：“乔大观，维扬人，绍兴中仕宦于朝。尝有人戏之曰：‘公可与郑元和对。’乔云：‘某岂有遗行若彼邪？’曰：‘非为此也，特以名同年号，世未见其比耳。’”[13]
其中出现的“郑元和”应该指《李娃传》中的郑生，因为从乔大观的反驳“某岂有遗行若彼邪”可知，此“郑元和”之“遗行”（可遗弃之行、失检之行为）为宋代士人所不齿，而这“遗行”可能正是指《李娃传》中郑生“以李娃故，行乞安邑，几为馁*”之行。
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，那么至迟到南宋初年《李娃传》中的郑生已被冠名“郑元和”。故事中主角名字的出现，可以看作是宋人对《李娃传》的初步加工。
同样成书于绍兴初年的曾慥《类说》节录《异闻集》中的《汧国夫人传》，文中没有出现郑生的名字。节录基本忠实于原文，但对故事的个别细节进行了修改和加工，最显者有两处。
一是鸨母与李娃合谋设计弃逐资财荡尽的郑生，《李娃传》云：“娃谓生曰：‘与郎相知一年，尚无孕嗣。常闻竹林神者，报应如响，将致荐酹求之，可乎？’”[14]《汧国夫人传》云：“姥曰：‘女与郎相知一年矣，而无孕嗣，竹林神报应如响，荐酹求子，可乎？’”[15]
《类说校注》
《汧国夫人传》将《李娃传》中的“娃谓生曰”改为“姥曰”，实际上是将*计的主要实施者由李娃变成了鸨母，李娃由主谋者退居合谋者，减轻了李娃的“狠*性”。这个细节的改变很重要，涉及人物形象的整体评价。
另一处是郑生沦为凶肆挽歌郎，《李娃传》云：“每听其哀歌，自叹不及逝者，辄呜咽流涕，不能自止，归则效之。生，聪敏者也，无何，曲尽其妙，虽长安无有伦比。”[16]《汧国夫人传》云：“哀挽曲尽其妙，歌薤露之章，闻者掩耳。”[17]
《李娃传》中并未提及郑生所唱挽曲的具体名称，而《汧国夫人传》则特地点出“歌薤露之章”。《薤露》与《蒿里》，乃是著名的挽歌辞，《汧国夫人传》将《李娃传》中郑生所唱挽曲具体化，也是一种加工完善。较之《李娃传》，《汧国夫人传》中这两处细节调整，前者是改变，后者是完善。笔者推测，这些细节调整，不排除是曾慥受到了说话人的影响。
初编于南宋高宗朝的《绿窗新话》卷下有《李娃使郑子登科》，节录《李娃传》，存其梗概。节录也基本忠实于原著，但在叙鸨母与李娃合谋设计弃逐资财荡尽之郑生的情节上，与《类说》本《汧国夫人传》如出一辙，都是将《李娃传》中的“娃谓生曰”改为“姥曰”。[18]
《绿窗新话》可能是书会才人节录众书为说话艺人提供参考的简本式底本，《绿窗新话》的这个改动，更可看出相应细节的调整乃是说话的影响。
南宋后期，《李娃传》中的郑生名元和，已经成为小说、笔记、诗话中的既定事实。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驳斥某“小说”认为《李娃传》中郑生（郑元和）乃影射唐代名卿郑亚的谬妄，[19]可见其时笔记小说中已名《李娃传》中郑生为郑元和。
《醉翁谈录》
南宋晚期，罗烨《醉翁谈录》癸集卷一有《李亚仙不负郑元和》，节录《李娃传》并有一些改编增饰，最显者有两处。
一处是承袭南宋相应典籍呼郑生为郑元和的传统，指出郑生字元和，同时首次出现了李娃的名字。该文开篇云：“李娃，长安娼女也，字亚仙，旧名一枝花。有荣阳郑生，字元和者，应举之长安。”[20]至此，《李娃传》中仅有姓氏而无名字的男女主角都有名字了。同时，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李亚仙“旧名一枝花”，也应该是注意到了《一枝花话》与《李娃传》的密切联系。
另一处改编是承袭《类说》本《汧国夫人传》、《绿窗新话》之《李娃使郑子登科》的作法，将《李娃传》中的“娃谓生曰”改为“姥曰”。
综上所述，南宋以后典籍中始有郑生、李娃名字为元和、亚仙的记载，同时，《类说》《绿窗新话》《醉翁谈录》等类书和小说选集节录《李娃传》时虽基本忠实于原著，但在鸨母与李娃合谋设计弃逐郑生的情节上都将“娃谓生曰”改为“姥曰”，将李娃由主谋者退居合谋者。考虑到《绿窗新话》《醉翁谈录》都是为说话伎艺准备的参考资料，可以初步判定这些增饰和改动应与说话有关，显示出民间叙事对文人叙事文本的发展。
《绿窗新话》
（二）《郑元和记》的改编与转雅成俗
《类说》《绿窗新话》《醉翁谈录》等对《李娃传》的节录和改编，还只是微创手术，真正对《李娃传》动大手术、大改编的民间文本应属话本。《醉翁谈录·小说开辟》将“小说”基本上按题材分为八类，其中传奇类著录了《莺莺传》等18种讲说人间男女情爱故事的名目，其中包括《李亚仙》。
对照《醉翁谈录》后文中的《李亚仙不负郑元和》，可知此处的小说名目《李亚仙》就是敷演《李娃传》故事。由此可见，由《李娃传》故事发展而来的《李亚仙》已经成为宋人说话中的重要名目。
那么宋人敷演《李亚仙》，是否有书面文本传世呢？明代晁氏《宝文堂书目》卷中“子杂”类著录有《李亚仙记》一种，应该就是敷演小说名目《李亚仙》的书面文本。
目前学界找到敷演李亚仙、郑元和故事的两种话本，一种是明余公仁刊《燕居笔记》卷七《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》（下简称《郑元和记》或者《郑记》），另一种是明万历间《小说传奇》合刊本所收敷演李亚仙、郑元和故事的话本，标题和前面部分情节都残缺，胡士莹《话本小说概论》将其钩稽出来，题名《李亚仙记》[8]。
那么这两种叙述相同故事的话本各自成文于何时，两者之间又有何关系呢？我们先来考察《郑记》。
张*烺《一枝花话》认为该文“纯属‘说话’口吻，惟鄙俚不堪，本事既多违误，趣味亦极低劣，似流行于说话人之口者时间甚久，故渐失真”[21]，未明确论及该文时代。
《话本小说概论》
胡士莹《话本小说概论》认为该文“亦话本体，惟情节较简略，当别是一本”[22]，也未论及其成文时代。
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卷一“宋元部”著录《李亚仙》，叙录云：“明余公仁刊《燕居笔记》七有《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》。文甚短拙，必非宋话本。或据旧本删节为小文也。”[23]
范宁《〈话本选〉序言》云：“明代晁瑮（嘉靖间人）《宝文堂分类书目》子部杂类有《李亚仙记》，当即余公仁（崇祯间人）刊本《燕居笔记》第七卷《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》的简称。这本《李亚仙记》有许多地方和《李娃传》不同，显明地掺入了一些说话人的语气。但是这不可能是宋人话本，因为它不仅只是语句有增加，而且情节上也有改动，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，显系时代更迟的东西。”[24]
孙楷第判定《郑记》“必非宋话本”，依据是“文甚短拙”，范宁判定该记“不可能是宋人话本”，依据是“它不仅只是语句有增加，而且情节上也有改动，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，显系时代更迟的东西”。实际上，上述判断可能有些偏颇。
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》
检视现存的宋话本，特别是保存于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而被文人改动相对较少的宋话本，有《西湖三塔记》等十余种。这些宋话本中，《蓝桥记》就很短拙，不过是节略裴铏《传奇·裴航》，再加上入话和散场诗而已。《合同文字记》所叙包公断案故事简略粗疏，文字风格朴陋幼稚，与后世成熟的话本相较也是短拙粗朴。另外，《董永遇仙传》叙事东拉西扯，颠倒谬误之处俯拾即是，可以说该文虽不“短”但很“拙”。由此可见，“短拙”可能恰恰是说话艺术文本化初期阶段（宋元时期）的重要特征。
另外，“语句有增加”“情节上也有改动”“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”，也是说话艺人和书会才人改编文言小说的惯用伎俩。因此孙先生和范先生所云《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》的缺陷，可能恰恰是该文作为早期话本的胎记。
细读《郑记》，可以发现其作为早期话本的诸多印迹，也可以发现其对《李娃传》较大幅度的改编。
第一，题目中的“嫖遇”二字非常粗俗，非常不合文人情趣，具有强烈的市井色彩。
试将“郑元和嫖遇李亚仙”与《醉翁谈录》中的“李亚仙不负郑元和”相较，两个题目结构相似，都是将男女主角名字点出，并用动词将男女主角关系和故事要旨点出，但前者用“嫖遇”，透露出十足的市井俗气，而后者用“不负”，则有几分文人雅气。
第二，关于故事发生时间和人物姓名，话本云：“话说唐明皇天宝五年间，有个官人姓郑名畋，字举才，官拜常州府刺史，祖贯河东太原人也。夫人贾氏生得一子，名平字元和……郑生问妓姓氏，答曰：‘妾乃长安名妓李娃，小字亚仙。’”[25]
越剧《李娃传》剧照
就故事发生时间而言，《李娃传》等都只云天宝年间，《郑记》具体化为天宝五年间。
就故事中的人物姓名而言，《李娃传》等都不书郑生父亲的名氏，都未提及郑生母亲的姓氏，《郑记》云郑生之父“姓郑名畋，字举才”[9]，又云郑生之母为贾氏；《李娃传》、《类说》本《汧国夫人传》、《绿窗新话·李娃使郑子登科》都不书郑生的名氏，《醉翁谈录·李亚仙不负郑元和》云郑生字元和，《郑记》进一步云郑生名平字元和；《李娃传》、《类说》本《汧国夫人传》、《绿窗新话·李娃使郑子登科》都不书李娃的名氏，《醉翁谈录·李亚仙不负郑元和》始云李娃字亚仙，《郑记》亦云李娃小字亚仙。
由此可知，《郑记》在吸收“前人成果”基础上，又对故事时间和人物姓名等信息进行了增加。
第三，情节改动之处俯拾即是，最显者如下：
一是关于弃逐郑生之*计，李娃是否合谋？
《李娃传》中李娃是主谋，到了《类说》本《汧国夫人传》、《绿窗新话·李娃使郑子登科》、《醉翁谈录·李亚仙不负郑元和》，李娃已由主谋者退居合谋者，到了《郑记》，李娃已由合谋者退居为事先并不知情者[26]，弃逐郑生之*计乃鸨母所为，亚仙并未参与，事先也不知情，事后非常怨恨。
《唐五代传奇集》
有个细节值得注意，即亚仙在冬夜救助郑生时所云“母设*计令子失志”，这句话在《李娃传》、《类说》本《汧国夫人传》、《绿窗新话·李娃使郑子登科》、《醉翁谈录·李亚仙不负郑元和》均为“母子互设诡计逐之，令其失志”，可见《郑记》已经彻底改变了先前文本中李娃参与弃逐郑生的情节，清除了李娃形象的这一污渍，将李娃塑造成了一个对郑生始终情深义重的义妓形象。
《郑记》对《李娃传》的这一根本改动，在金元杂剧中也同样存在。金元杂剧作家石君宝创作的《李亚仙花酒曲江池》源于《李娃传》，改编时也将原文中李娃与鸨母合谋弃逐郑生一节，调整为鸨母在李娃不知情的情况下设计弃逐郑生，将李娃塑造成单纯善良、忠贞不渝的义妓。[27]
二是叙及郑生沦为凶肆挽歌郎之情节，云：“生不得已，而投于悲田院甲头家过活。生少年时自傍歌二曲，名《薤露》《蒿里歌》……甲头命郑生作莲花落词……其词起自郑元和所作，流传于世。”[28]
较之《李娃传》等相关文本，这段文字完全是《郑记》增加的。《郑记》指出，流传于世的《薤露》《蒿里歌》之词乃郑元和所作，其实稍有常识的文人都知道该歌乃汉朝时已有的挽歌，早已收入汉乐府中，怎么会到了唐朝才由郑元和作出呢？由此可见《郑记》错乱的文化认知，也透露出该文的市井属性和未经后世文人删润之早期话本的粗鄙。
三是叙及李娃督促郑生刻苦攻读之情节，云：“亚仙设意激生曰：‘汝若不努登□，妾不与汝同食共枕相处耳。’”[29]而《李娃传》原文为“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，俾夜作昼，孜孜矻矻。娃常偶坐，宵分乃寐。伺其疲倦，即谕之缀诗赋”[30]，两相对照，可见《郑记》“亚仙设意激生”的情节乃是别出心裁的改编，透露出民间鞭策夫君用功的质朴之趣。
余泗泉刊本《燕居笔记》
四是《郑记》叙及郑生登第入仕与李娃结为连理后之情节，既承袭原文“亚仙妇道甚修”称扬李娃之行，又增加“不半载娃母病亡，生乃礼葬甚备”褒赞郑生之义。
这种增加，既凸显了郑生之义，同时也顺带交待了李娃之母的结局，体现出说话人的匠心。另外，《郑记》在承袭原文叙述郑生“迁清显之任”、李娃“封汧国夫人”、其子“俱登高第”外，还特地加上一句“夫妻受享荣耀不尽，老百年而终”[31]，这增加之句也是体现出民间心理和旨趣。
五是《郑记》在故事结束处云：“虽是青楼新语，编入幽谷生春。”[32]这种表述也是早期话本的套路，现存宋话本《五戒禅师私红莲记》结束处云“虽为翰府名谈，编入《太平广记》”[33]，《陈巡检梅岭失妻记》结束处云“虽为翰府名谈，编作今时佳话”[34]，都是相同的句式和意旨。
《宋元小说家话本集》
总之，从标题、文字风格、文化认知、情节改动所体现的市井趣味以及文末套语，可以初步认定《郑记》是早期的宋元话本，其成文时代可能大致同于或略晚于《醉翁谈录》成书之时，即宋末元初，当然也不排除成文之后在流传过程中有修改，[10]即孙楷第所云“或据旧本（即宋元话本，引者注）删节为小文”[35]。
张*烺先生批其“鄙俚不堪，本事既多违误，趣味亦极低劣”，孙楷第批其“文甚短拙”，范宁论其“语句有增加，而且情节上也有改动，不尽符合原来的故事”，其实正透露出《郑记》作为未经后世文人删润过的早期话本的朴拙。
《郑记》作为宋末元初的市井话本，对《李娃传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，特别是将先前文本中李娃与鸨母合谋弃逐郑生一节，调整为鸨母一手主导、李娃并不知情、事后痛恨鸨母，清除了李娃形象的瑕疵，将李娃形塑为情深义重、忠贞不渝的义妓，表达出市井艺人和普罗大众的审美期待，显示出民间文本塑造箭垛式人物的类型化策略。
就文本的主旨而言，如果说唐代白行简将说话《一枝花话》改写成传奇《李娃传》时，将民间文本的“美”变成了文人文本的“刺”，那么话本《郑记》在改编传奇《李娃传》时，又将文人文本的“刺”变回了民间文本的“美”。
三、民间叙事再化为文人叙事：从《郑元和记》到《李亚仙记》
（一）《李亚仙记》的拟话本性质
关于明万历间《小说传奇》合刊本收录之《李亚仙记》（下简称《李记》）的成文时代，学界颇有争议。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》“李亚仙条”云：“《小说传奇》合刊本《李亚仙记》为宋话本，已有修改，亦未可知。”[36]
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
路工、谭天编《古本平话小说集》收入《李记》（题名《李亚仙》），并指出：“此篇疑即《宝文堂书目》所载《李亚仙记》，和《燕居笔记》中的《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》不同，可能是宋元之间的话本。”[37]
胡士莹《话本小说概论》云《李记》“根据《李娃传》敷衍而成。有人以为是宋元之间的话本，然与其他宋代话本比较，语言风格殊不相类，且郑元和之名系晚出，它不可能是宋代话本。当为明人作品”。[38]
胡先生从语言风格和“郑元和之名系晚出”两个方面，判断《李记》为明人作品。其中“郑元和之名系晚出”之论不确，但从语言风格着眼进行的判断还是非常有力的。
笔者大致认同胡士莹先生关于《李记》为明人作品的结论，并进一步认为，《李记》并非宋元说话《李亚仙》的记录整理本，而可能是明人模仿话本体制改编《李娃传》而成的拟话本。理由如下：
《古本平话小说集》
第一，主要情节上《李记》完全依傍《李娃传》，只在个别细节上进行了微调、补充和发挥。
我们先来考察弃逐郑生这一核心情节。这一情节可以分为提议求神、请入姨宅、李娃返归、母女徙居、姨氏徙居、郑生失据等环节，纵观这些环节，《李记》基本上就是将《李娃传》的文言转换成白话，并适当做一些发挥。
稍异之处即在于“提议求神”环节，《李记》将《李娃传》中*计的提出者由李娃改为鸨母，即将《李娃传》中“他日，娃谓生曰”改为“一日，鸨儿向生道”。这样的改动承袭了《类说》、《绿窗新话》、《醉翁谈录》节录《李娃传》时的作法，只能算是微调。这种微调与话本《郑记》、杂剧《李亚仙花酒曲江池》的大改相比，微不足道。
实际上，宋代说话艺人即使依傍某种文言小说，也只是借鉴其故事框架和大致情节，不会在众多细节上刻板地恪守原文、亦步亦趋，反而可能是移花接木、张冠李戴。而反观《李记》，谨遵原文，这不是说话艺人的做派，倒像是文人模拟话本体制在改写《李娃传》。
第二，《李记》的多数叙述都是直接将《李娃传》相应处的文言转换成白话，而且对应非常准确，可谓若合符契。
如叙郑生与李娃欢会的场景，《李娃传》云：“俄徙坐西堂，帏幕帘榻，焕然夺目，妆奁衾枕，亦皆侈丽……姥遂目之为郎，饮酣而散。”[39]《李记》云：“少间，延至西堂，帷幕帘榻，光彩夺目，妆奁衾枕，件件精佳……当时就唤公子为郑郎，尽欢而散。”[40]
叙西堂摆设，《李记》将《李娃传》“帏幕帘榻，焕然夺目”改为“帷幕帘榻，光彩夺目”，仅改一字；又将“妆奁衾枕，亦皆侈丽”改为“妆奁衾枕，件件精佳”，意思完全一样。
越剧《李娃传》戏单
叙鸨母劝导之言，《李记》仅比《李娃传》少“之命”二字。叙郑生拜谢鸨母之言，《郑记》将《李娃传》“愿以己为厮养”改为“愿以身为厮养”，仅一字之差。两种文本如此频繁地出现高度相似之处，不能不让人怀疑《李记》不过是在翻译《李娃传》。
第三，《李记》的散场诗“故人一别负佳期，饥火烧肠冻不知。须念往年行乐处，宝鞍三坠曲江池”，[41]来源于明初文士瞿佑的《李娃念旧》，两者仅一字之差，即“宝鞍三坠曲江池”中的“坠”在《李娃念旧》中作“堕”。
综合上面的分析，笔者认为《李记》不像是说书的场上之文，倒像是文人的案头之作，不像是宋元的老话本，倒像是明人的拟话本。
（二）《李亚仙记》的化俗为雅
公允地说，就艺术造诣而论，与原作《李娃传》相较，话本《郑记》显得非常朴拙，而拟话本《李记》则显得相当圆熟，甚至可以说《李记》是可与《李娃传》并峙的改编文本。我们可以从借鉴形制、完善情节、补充描写、凸显形象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。
戴望舒《读李娃传》
首先，我们注意到《李记》在改编《李娃传》时，充分借鉴了话本形制和民间叙事手法。
一是借鉴话本常用的“话休絮烦”“话分两头”“却说”等叙事套语，进行叙事的转折。
二是学习话本运用诗词韵语描绘人物和场景之法。如叙郑生与李娃共度良宵之场景，《李记》云：“是夜，元和与女枕席之上，绸缪缱绻，自不必言。一个是惯经风雨之夭桃，一个是未谙霜露之嫩柳。恩恩爱爱，似水如鱼。”[42]
又如描绘郑生雪夜重逢李娃之场景，《李记》云：“元和听得问他，况声音有些熟悉，方才抬头定睛一看，你道那女子是谁？却是：五百年前冤孽，生前七世仇家。资妆仆马为消花，脱壳金蝉计怕。撇得一身无奈，莲花乞丐生涯，今朝相遇莫嗟讶，公子风流豪霸。”[43]
三是借鉴包括话本在内的民间叙事文本直接描写人物心理之法，如叙鸨母得知李娃决意赎身后的内心独白。四是借鉴话本的“叙事者干预”之法，在故事发展的重要关口，对人物和事件做出色彩鲜明的评论，表明作者的态度和看法。如叙郑生见李娃，鸨母和李娃一唱一和的情节，《李记》评论道：“谁知这是娼家笼络子弟的套头，可怜郑生是初出来嫖的，那晓得他们做作。”[44]
又如叙郑生病重被旧邸主人徙于凶肆之中，《李娃传》中“合肆之人共伤叹而互饲之”这样一句话，被《李记》敷衍成一大段带有评论性质的文字。[45]五是借鉴话本以散场诗收束全文之法，文末赘以散场诗。[11]
另外，《李记》不仅借鉴了话本形制和民间叙事手法，也吸收了话本、戏曲等民间叙事的部分内容，较显者如李娃“小氏亚仙”、郑生“名平，字元和”的说法就来自话本和戏曲。
连环画《李娃传》
其次，《李记》对《李娃传》中某些细节进行了增补完善，使得整个情节前后贯通。比如《李娃传》叙郑父观看二肆竞技时被告知其中的乌巾少年酷似其子，郑父曰：“吾子以多财为盗所害，奚至是耶？”[46]
由于前文从未提及郑生入京后有消息反馈给郑父，此处忽然冒出郑父言其子“为盗所害”，就显得非常突兀。《李记》于此作了完善，在郑父遇子前特地补叙了郑生僮仆返家告诉郑生消息的细节，[47]使得整个情节榫卯相接、前后呼应、完整自然。
再次，《李记》对《李娃传》中某些细节进行了补充描写，使得整个叙事更加丰盈。比如叙李娃告知鸨母决意赎身后鸨母的反应，《李娃传》仅云“姥度其志不可夺，因许之”[48]，非常简单，而《李记》则大幅增加了对鸨母的相关描写。[49]《李记》对鸨母的心理描写，合情合理，叙述鸨母的相关话语，声口毕肖，显示出拟话本叙事的高超水准。
最后，《李记》调整并增补了部分细节，一定程度上洗刷了原文中李娃形象的污渍，形塑出一位善良多情的义妓。上文已经提及，弃逐郑生一节中，《郑记》已将《李娃传》中*计的提出者由李娃改为了鸨母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李娃的“狠*性”。同时，《李记》在李娃雪夜救助郑生一节，通过鸨母的叙述，增补了李娃在弃逐郑生后对郑生的思念。[50]
越剧《李娃传》海报
此外，《李记》在叙鸨母得知李娃决意赎身后的反应时，增补了鸨母的心理活动，其中鸨母“果是我当初用计也太狠，撇他太*，况他又一向不接客，逼他也没用”的心理独白既说明了弃逐郑生的主谋是鸨母，又呼应了上文提及的李娃因思念郑生而“一向不接客”，烘托出李娃的心本善良和对郑生的一往情深。
总之，笔者认为《李记》应该是明人改编《李娃传》而成的拟话本，其对话本体制的模仿和对民间叙事（包括话本和戏曲）成果的吸纳，使其既有话本的形制和意味，又摆脱了早期话本的俗气而充溢着文人的雅气。可以说，《李记》是吮吸着民间叙事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化俗为雅的文人叙事文本。
结语
上面我们通过考察唐代说话《一枝花话》（民间叙事）——唐传奇《李娃传》（文人叙事）——宋元话本《郑元和记》（民间叙事）——明代拟话本《李亚仙记》（文人叙事）的文本演进历程，探讨了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回环转化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：
一、一般而言，文人叙事的人物塑形，较之民间叙事的平面化和类型化，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。
李娃故事流变中，弃逐郑生中李娃扮演的角色直接关系到李娃形象，文人文本与民间文本对此的处理颇具典型性。唐传奇《李娃传》中，李娃是弃逐郑生的主谋者和实施者；拟话本《李亚仙记》中，李娃是弃逐郑生的合谋者和参与者。两个文本的人物塑形，都未回避李娃弃逐郑生这一人生污点，从而写出了李娃性格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和发展性。
徐操绘李娃传
反观民间文本《郑元和记》，弃逐郑生之*计乃鸨母所为，李娃并未参与，事先也不知情，事后非常怨恨，将李娃塑造成对郑生始终情深义重的单纯、忠贞、善良的义妓形象，虽然形象鲜明，却失去了文人文本中性格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和发展性，折射出民间叙事中人物塑形的平面化和类型化。
二、当文人叙事借鉴和改造民间叙事时，他们往往会学习民间叙事的独特手法（如独白式心理描写），模仿民间叙事的文体形制（如模仿话本体制而创作拟话本），也可能会改变民间叙事的文本主旨（如《李娃传》改编《一枝花话》，变“美”为“刺”），同时一般都能增加叙事的审美浓度，提升叙事的艺术品位，最终实现化俗为雅。
三、当民间叙事借鉴和改造文人叙事时，他们往往也会习得文人叙事的雅好（如诗词韵语的大量运用），仿效文人叙事文体的套路（如传奇的文备众体、叙事委曲、篇幅曼长），但改编者的民间眼光、文化认知、审美品位和鉴赏情趣，往往使得改编会转雅成俗（如《郑元和记》对《李娃传》的改编），人物塑形上也会变丰富性、复杂性为平面化、类型化。
四、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回环转化，文人与民间艺人互相借鉴，雅者亦学俗者之文体形制、叙事技巧，俗者亦学雅者之文体套路、叙事手法，如此相互促进，推动中国叙事文学在化俗为雅而又转雅成俗的雅俗互动中，既能汲取民间的智慧而葆有活力，又能经由文人的熔冶而推陈出新，最终铸就雅俗共赏的经典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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